柏西（左二）的父亲被抓到战俘营之前拍的全家福。 　　本报记者 刘 歌摄

　　4月的荷兰，绿色的大地被温暖的阳光笼罩。然而，印尼日军集中营荷兰幸存者柏西·科维纳斯女士的回忆，却把人带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段黑暗、阴冷的往事中。“吃不饱饭、动不动就挨打，我们不知道这样悲惨的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尽头，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出去。”

　　坐在记者对面的柏西看起来和蔼、乐观，身体健朗又有活力。如果不是看到1942年她在印度尼西亚的照片，很难想象这位满头白发的荷兰老人，会和远在太平洋上的爪哇岛的集中营有什么联系，而这种联系是缠绕她一生的彻骨之痛。

　　柏西的父亲名叫卢斯恩·科维纳斯。在上世纪30年代，他被荷兰政府派往印尼，担任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的牧师。1938年，柏西在爪哇岛出生。对她来说，童年的幸福时光刚刚开始，便被日军终结。

　　“1942年的一个晚上，突然有很多日本人闯进我们家，当着我们的面把父亲押走。”第二天，柏西和母亲、姐姐也被押送到了位于爪哇岛关押荷兰战俘家属的集中营，而父亲则被关押到位于万隆附近的战俘营。

　　柏西当时4岁，已经能记事了。“我至今还记得，日本兵如何用枪托和胳膊肘把母亲打倒在地，没有人敢上前扶她，我和姐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折磨。如果有谁敢站出来，日本兵只会变本加厉地打她，站出来的人也将遭到恶毒的惩罚，甚至被晒死或被打死。”

　　“大人们有干不完的重体力活，每天却只给很少的东西吃。吃的是现在人们用来糊纸盒的那种糨糊，可即使是这种糨糊，也从没吃饱过。集中营里有各种传染病，痢疾、黄疸、疟疾、霍乱很常见，没有药，一旦生病，日本人就命令把病人运走，病人几乎没有治好的希望。”

　　与刑罚、饥饿和疾病相比，看到阿姨们被“被日本兵带走”，是更令小柏西感觉恐怖的事情。“日本兵每天轮流带走不同的阿姨，有一次差两个人，他们就揪出了两个才14岁的荷兰女孩充数，两个大姐姐吓得跪在地上直哭。这时有两个阿姨站了出来，要求用自己替换她们。第二天，其中的一个阿姨回来了，她踉踉跄跄地走到床边，默默地坐在那里发呆，她的眼眶淤青、脸肿得吓人，身上的连衣裙全被撕破了，露出的手臂、腿上全是青紫色的伤痕……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我感到无以名状的恐怖，因为另一个阿姨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有一天我妈妈也这样被带走……”

　　“比起那些没能活着出来的人，我们一家算是幸运的。战争结束后，我们终于和父亲团聚了。”柏西说，母亲很坚强，为了保护孩子们忍辱负重地在日本人鞭打下屈辱地活着，离开集中营时，身材高大的母亲体重已不足90斤。

　　1953年，柏西被送回荷兰上学。本以为饱受创伤的心灵会得到亲友的慰藉，可是她失望了。“在荷兰的亲戚们抱怨着他们在欧洲经历的战争和饥寒，羡慕我们一家在印尼，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在印尼经历过非人的苦难。”这令柏西非常气愤，“难道拿不出证据，我们所受的苦就白受了吗？我从那时起，就对证据格外敏感。至今，我还保留着父亲在爪哇岛战俘营关押期间的登记表。”

　　一同从印尼回来的阿姨们的经历也让柏西心痛。“每当她们有人开口讲述集中营里噩梦般的生活时，就会被周围人打断说，不要让过去的不幸将生活变得更糟；把你们的遭遇埋在心里，不要说出来给我们听。”柏西说，许多阿姨从此对那段经历保持沉默。

　　“可是我无法做到沉默！”柏西说，“日本在二战时，对亚洲人民和战俘的家属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，这段历史要让全世界都知道。”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无法回避、不应忘记的历史，柏西曾多次前往韩国、菲律宾，参加缅怀慰安妇的活动。她还以回忆集中营生活为主题，写成了一本传记，并以荷兰文和英文出版。

　　(本报阿姆斯特丹4月25日电)